此外，各级政府官员由于掌握着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干预，使民有经济正常发展受到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到1978年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却降到了近代以来的历史低点1.8%，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也被大大削弱。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他再一次指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四是提供了多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二是给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新的思想解放，政治上要破除利益集团的阻挠，加快制度创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兴起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中间的因素很多，但过早地让民营经济退出历史舞台，无疑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旦约束公权力的制度笼子不能及时建立起来，就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1992年后在中国社会中逐步滋生出的利益集团，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贪腐潜规则，成为真正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最大祸根。有一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美国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研究表明，早在182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此后一路下滑，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降到4%。他们从思想上反对自由主义，但取代自由主义政策的新政却效果不佳，于是在自由主义政策和反自由主义政策之间来回摇摆。

而对于弱者来说，你强我弱，这叫不平衡，咱们一样强才叫平衡。第二阶段，1989-2001年的外交政策是从摆脱孤立走向融入国际体系。这关系到世界领导权再分配的大问题。加之强人政治使一些国家形成对抗的政策偏好，政策多变将成为新常态，国际政治的无序性更加突显，丛林法则更加主导国际政治。

所以，有的是内政原因，有的是外部环境原因。比如在贸易问题上，当年美国和日本发生贸易摩擦，美国的目的是平衡贸易逆差，但特朗普这次的目标不是与中国平衡贸易逆差，他要改变对美国不利的多边贸易规则。

由于前者是自发的，不需要世界领导，后者需要世界领导才能合作，因此全球化将继续发展，而全球治理因缺乏领导会有所萎缩。现在世界上的最主要国家是中美两国，他们的冲突就是世界上最大国家间的冲突。在国际政治无序性更加突显的背景下，阎学通建议中国应该重新认识世界，及时调整外交政策。现在大国的实力对比发生改变，但国际权力的再分配没及时跟着变，于是形成大国关系的紧张。

而且两极分化不是现在有，过去也有，全球化不过是使两极分化比以前更严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都是同时混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单一行为体，而是一个集体，所以他难以在所有问题上采取统一行为。特朗普认为现在这个秩序已经对美国不利了，所以要改变。

以下专访实录，经过编辑整理，并经受访者审阅。中国政府需要看清中美两极化的趋势，中美结构性矛盾的零和性，以及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迫切性。

2002年起我国外交政策调整主要是吸取了美军轰炸我国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教训和全球反恐形势的变化。因此，弱者经常认为国际格局是不平衡的，强者经常认为国际格局是平衡的。

阎学通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并试图将定量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研究。观点摘要： 只有一种外交战略是正确的，就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战略。凡是不想改变的国家，就说要维持平衡，凡是想改变的，他就说现在是不平衡。进入 阎学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摆脱危机并实现高增长上的明显区别，使发达国家的人们质疑他们政府的正确性，于是对主导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产生不满。向海外派遣作战部队参加维和是个代表性的标志。

也就是说我比你强，我说这就叫平衡，你要和我一样强就叫不平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反建制主义风潮涌起，强人政治蔚然成风，逆全球化趋势不断侵蚀全球治理根基，传统国际秩序似乎难以维系。

第二，内涵所指是不明确的。我认为，只有一种外交战略是正确的，就是根据客观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战略。

如果国际组织可以成为一极，最大最强的一极就是联合国，但这个一极没意义，也就是说拿国际组织与国家比没有意义。反建制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所不同 界面新闻：2008年以来，我们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系统首先出现了一系列危机，政治系统也出现了反建制或者民粹主义的风潮，它们似乎成为了全球化的阻碍力量，您如何解释或定义这个现象？ 阎学通：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陷入严重衰退，而且时间较长。

阎学通：特朗普的强人统治不是偶然，他是这个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现在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亚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二是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走向并重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为海外人员、财产和投资提供安全保护。界面新闻：您如何评价当前的中欧关系？欧洲在未来的全球格局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阎学通：我认为，五年内形成的两极格局将与冷战时期不同，不是集团式的两极，而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两极，也就是中美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不固定，随时可能变化。

1989年之后外交政策调整是因为我国突然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孤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现中美领导人互访是这一时期的两个代表性事件。

但是，中小企业是反对全球化的，因为全球化把它们伤害了。两国的矛盾关系到两国的最重大利益，即美国主导的国际权力，和中国的民族复兴，即获取和美国相同的国际权力。

如同只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才能建立共同体，国际组织也需要共同利益才能成立。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长期不能摆脱危机，人们本来希望过两三年的困苦日子就结束了，结果一直过不去，于是不满情绪就涌现了。

您认为全球化未来的前景如何？ 阎学通：全球化、民主和主权三者之间客观上是矛盾的，但这不意味三得不能并存，这如同敌国是对立的，但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固守任何一种既定的战略都必然失败。在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政策势必要发生调整。中美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对外政策调整，官方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就是影响巨大的双边关系。

第三，这个概念的优点是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以被概括成为同一思想。第四阶段，2013-2018年的外交政策是从维护海外利益走向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

它具备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这种矛盾是主要国家间的。第三阶段，2002-2012年的外交政策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外交政策从服务于政府走向服务人民，提出了外交为民，扩大了海外领事服务内容。

这种鲜明对照使得发达国家的人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做到而他们的政府做不到。或者说，逆全球化主要是政府行为，而反全球化是民间行为，后者一直存在。